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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齋漫筆】电影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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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3 18:07:30 |显示全部楼层
                                电影启蒙

   1977年,是中国电影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像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人看过的电影,除了几部老掉牙的黑白片之外,彩色片差不多就是《海 霞》,《闪闪的红星》,《春苗》,《红雨》,《难忘的战斗》,《渡江侦察记》等有数的几部了。至于外国片,则几乎是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片的天下。
  而77年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一些旧电影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解冻了。我记得,有一天,听说电影院要放映一部古装戏,是京剧《杨门女将》,而且是路过城里的一个电影拷贝,只在电影院放映一个晚上。
  好家伙,这事顿时让全城轰动了!
   那一天似乎比过年还要热闹。我们城里那时只有一家大电影院,电影院的门前,是一个大广场,平时是集会与娱乐的中心,能容纳两三万人。那一天从午后开始, 那里逐渐聚集了差不多有一万人,人山人海的,水泄不通。大家的目的和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能不到买到几张电影票,先睹为快。
  那天小贩们的生意空前红火,他们眉开眼笑地收着零碎的票子,分享着文化新气象带来的乐趣。
  多年之后,当我再去怀念那一天的日子时,心里仍然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不过也有几分感伤。
   《杨门女将》的拷贝,第二天一早就要送到福州去,那天是电影院的院长擅作主张,决定在当天晚上赶场连续放映五场,让大家一饱眼福,同时也给电影院赚取一 些红利。第一场放映时间是在下午五点,而消息灵通者,早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就开始在售票处排队了。等到消息广泛传播开来后,购票的队伍,弯弯曲曲地大约 已经有一里的规模了。那时,谁要是敢加塞,肯定是死定了。
  我父亲有个姓胡的年轻的朋友,身强力壮,学过一些粗略的拳脚,精力充沛。那天,他对 购票的兴趣,可能更甚于观看电影本身。他在靠近售票处的队伍中,找到了一位熟人,他就想加塞进去。这时,后面一个高个子走了上来,推了胡一把。胡马上还手 反击。没想到,那个高个子是考哩仔(长年居于船上,靠水为生的一群独特的人),是个武功高手,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起手来。胡的胸口挨了几记闷拳,最后不 敌而退,满脸羞惭。胡挨的那几拳,显然让他受了严重的内伤,导致他日后心脏衰竭,不得不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可惜他还是在40来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但是,后来胡不知道又从哪里搞到了两张电影票,如获至宝,送来给我父母。我们一家欢欣雀跃,虽然我父亲仍旧是满脸不在乎的样子。我们拿到的票,是第二天 凌晨五点的,也就是最后一场。父母亲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懵懂之中,稀里煳涂地就上了电影院。——那时,一个大人可以免费带一个小孩进电影院的。
  结果,黑白片《杨门女将》的咿咿呀呀的冗长的唱腔,让我大失所望,十分惆怅。我觉得它跟以前我们饱受过的地毯式轰炸的样板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天狂热的电影盛会退潮之后,我发现大多数人的感觉,都跟我差不多。尽管过了一回古装戏的瘾,但也算是被泼了一头冷水。
  接下来,电影就真正成了那几年时间文化的主流。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拉美的片子,汹涌而来。像《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经典片子,在二十多年后,仍然主导着我们去同情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甚至对近日去世的米洛舍维奇,抱着同情的态度。
  再后来,美国片子,日本片子,西欧片子也进来了。而我们的电影院院长,成了我们城里比县委书记还要热门的人物。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在盯着他手里的走俏的电影门票。那时他成了我们城里最风光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就像个纨绔子弟,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对他也要敬畏三分。
  那时电影院前的广场上,每天都热闹非凡。每个晚上都会聚集到上千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小孩。年轻人盲无目标地在那里寻找爱情与打架的机会,而小孩子们,则为各种小摊贩的琳琅满目的零食所吸引。那时,倘若你的手里攥着几毛钱,那么你的乐趣,估计不下于如今的一万元。
  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我留恋,其中夹杂着难以言表的伤感。
   那时看电影采用的是验票制,一票一人,一个大人还可以带个小孩。然而,除了寥寥无几的压岁钱之外,平时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非法 的手段,摸爬进电影院。我曾经有过牵着陌生大人的衣襟,自称是他们儿子,然后溷进影院的不光彩经历。有时我甚至费尽苦力,翻过高高的厕所墙头,爬进电影 院。
  有一次,我偷偷溜进了电影院,躲在银幕背后看《善良的心》,结果被查票员给逮住了。查票员勐地摔了我一个巴掌,然后将我的外套给剥走了。 这件事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以后我再去细细回想一下当初的情景,觉得中国文化的困境,或许大体上便是如此。垄断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执文化牛角者的 霸道,至今仍然阴魂不散。
  我以为,那时候电影普及的高潮,是伴随着日本片子到来的。那时,有三部日本片子,《追捕》,《生死恋》,《望乡》, 几乎让城里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大家食不甘味,夜有所思。我相信扮演杜丘中人的高仓健,扮演真由美的中野良子,扮演研究员夏子和女作家圭子的栗原小卷,都给 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至今仍然怀念夏子的美丽的鼻噏和迷人的微笑。
  日本的电影,更容易让我们产生认同感。那时,中日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我们对日本的仇视,远远不如现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日本其实成了我们生活与发展的偶像。所以,我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日本人的文化输出,包括后来澎湃而来的、杂七杂八的那些电视剧。
  《望乡》是根据日本作家山崎朋子的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其续篇《山打根的墓》改编的。故事从明治42年(1907年)开始,贯穿了日本从崛起到战败后,流落南洋的妓女们悲楚挣扎的人生,从另一方面摹写了日本走上强国之路时,底层百姓黑暗而辛酸的血泪史。
  当然了,那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电影内容的发生背景与其内容严肃的意义,只是听信了传闻,说电影中有诸多暴露的性镜头,让刚刚进入开放年代的国人,心怀邪念,想一睹为快。这部电影触及到一个醒目的话题:性,而不是爱情。
  在电影广告出来之后,整个城里的大小爷们都沸腾了。  
        我记得,当年我们邻居的几个年轻人,每次在看完电影回来后,都会凑在一起闲聊一番。他们相互询问的主要话题都是:有镜头吗?那意思就是男女之间有没有肉体接触。像《生死恋》中大宫跟夏子的接吻,便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
  而《望乡》在放映前几天,大家都得到了可靠的“性”息,其中“性”的诱惑力,早已不胫而走。妓女生涯对于刚从文革过来的人来说,是一个潮热的、神秘的题材,再加上主演是大名鼎鼎的栗原小卷,就更让人想入非非了。
  于是,在《望乡》放映的那天,电影院前的广场上,聚集了自毛主席逝世追悼会之后的最庞大的人群。年轻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肆无忌惮地谈论着《望乡》中可能带给他们的性的刺激镜头。他们的狂热劲头,只有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们才能比拟。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发现过,一部电影居然能够让这么多的人,自发地聚集在一起,进行一场独特的性情的狂欢!这是一次人性的赤裸裸的大坦露,它的意义并不 下于一场大运动。说白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凑在一个广场上交头接耳,无非只是为了一件事:他们想了解女人的身体,想冲破性压抑的藩篱,让自己的徘徊在阴暗 心理角落里的性苦闷,得以自由地伸张。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多年之后,我以为,任何渴望总是比麻木更贴近于人性的,即便渴望的欲念有时候迹近于意淫,但是它毕竟是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的。
  而真正让我感到悲哀的是,若干年后,由于肆虐的物质生活洪流的冲击,我们都对周围的世界感到麻木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对性本身的热情似乎也已经麻木了。人们激情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对享乐的具体而微的感官追求,那只是一种物欲横流的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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