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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系列随笔】6 刺青:一种酷美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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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0 12:37:3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無衣 于 2014-6-24 18:5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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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
                                             ——施耐庵《水浒.自序》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
    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沧海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水。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金圣叹



  1 快谈《水浒》

  A 江湖

  所谓的“江湖”,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与其说是一种生存的空间,毋宁说是一种生存的形态。它是相对于主流、正统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价值观等等而言的非主流的生存形态与方式。
  我们经常所轻描淡写地提到的江湖,其内在结构,包括价值观,游戏规则等,实际上是相当残酷的。而不纯粹只是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时的畅快淋漓,也不是来去自由,天马行空式的潇洒放纵。尤其是狭义上的江湖,本身就有着诸多的规限,并受到主流社会的钳制。
  狭义上的江湖,其存在的真实性,要远远地大于漫无边际的泛义上的江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独特的生存群体,即“贱民”阶层。他们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连世袭宗族姓氏的权利都没有,是被非人化了的贱民。他们的生存的范围,也被规限在水上。他们的前身,可以上溯到千年以前。他们的活动范围,实实在在的只限于水中,不得上岸,甚至连他们群落中的人上岸做妓女跟要饭都不行。他们的身份,就跟印度的贱民差不多。这一特性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系列小说《狄公案》中,也被提到过。在我们福建那里,一直到80年代前,还有着一个俗称“考厘仔”的水上流浪群落存在。
  在他们苦难的生存过程中,因而渐渐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由血泪铺就的真正的、狭义的江湖。而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泛义上的江湖,大抵是新派武侠小说家笔下所描摹的一个迹近神话般的世界。它无比的浪漫:诸如探丸击剑,纵横天下;餐风宿露,踏月而行;美女如云,卿卿我我等等。
  但是,这些超然的状态并不是真实的江湖,说白了,它们只是一种良性的、跨越自我,地域以及种种社会关系的的意淫!这话可能言重了,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很显然的,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江湖就是江湖。它就像是死亡或者坟墓一样,没有任何的生气,是上不得大台面的。因此,只要还有一道生存的亮光存在,那么,生活在主流社会中的人,就不会确认江湖的存在意义!
  江湖就像是一块烙红的铁板。如果说,死亡跟地狱可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它跟江湖同样的也可以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后者更多的是躁动不安的折腾,而不是一劳永逸的恐怖。它甚至还隐含着一线隐隐约约的希望,比如被主流社会招安,最后来个咸鱼大翻身。
  一旦进入江湖,大家就得按照江湖上的游戏规则行事,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不然的话,这个江湖就将跟主流社会一样,索然寡味了。
  流落于江湖上的好汉们,在长时间经过血火煎熬的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他们自己那个圈子的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也正是这些观念和规则,才使得江湖成了一个神奇开阔的人生新景点。不甘寂寞的好汉们,乐于在那里寻求自我个性的伸张,将人生的负重,演绎成一段段天真的童话。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在这里提及的江湖游戏规则。正是因为有了它,诡谲的江湖才会色彩焕然,情趣盎然。
  同时,这些江湖游戏规则,也是我们阅读《水浒》时的一个放大镜。因为几乎每个好汉的身上,都有着由这些游戏规则锻铸而成的烙印。
  《水浒》所展现的,正是一个迥异于固有的主流社会生活形态的、带着作者明显的天真想象的神奇江湖。因为这个江湖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动,因此,作为它的缩影的梁山水泊,实际上就成了一座充满自我设计的游戏规则的奇境。而啸聚在那山寨中的人物,也几乎罗集了当时另类社会的众生相。
  因此可以说,《水浒》是一部解述江湖游戏规则的百科全书。它是另类社会事迹的汇总。
  《水浒》是一部说不尽、道不清的奇书。这部书,奇就奇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异军突起、地狱变一般、近似扭曲的活生生的非主流社会,以及它给主流社会所带来的强烈的冲击,最后又被主流社会融化了。这种冲击,融化,不仅表现在它对主流社会的固有群体结构上,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外科手术,而且还体现在对从北宋中期开始,逐渐凝结而成的新的道统观念,进行大刀阔斧、肆无忌惮的清洗上。
  面对这些奇异突兀的冲击力量,甚至连作者施耐庵本人的判断能力在它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无可是非了。施耐庵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人间奇境,或者说是传说世界,但是最后当他面对这个奇境时,也是茫然无所适从了。他所表述的很多社会异象,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本人所能阐释的范围。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的魅力。
  在江湖中翻滚跌爬,是严酷、血腥的经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富含哲理味道的话,经常被碰壁之后,颇感无奈的挣扎者们挂在嘴边。
  但是,又有几个人真的能戡得透它背后的那些死结呢?!
  比如像宋江,他为什么死活不肯上梁山?!难道仅是因为他对自己老是挂在嘴上的那句“不忠不孝”的崇高话语的疑虑吗?!林冲为什么直到真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投奔梁山?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脸上被刺了金印,是贼配军,已经无处安身立命了吗?!很明显,他们在最初的时候,是不愿意承认江湖规则的。

  在我看来,梁山泊实际上是一座周围八百里的大水牢。
  跟主流社会相比,一百零九条(含天王晁盖在内)好汉们,过的其实是一种自我软禁,自我放纵的生活。他们的毫无节制的酒肉生涯,与其说是一种快活,不如说是自我麻醉。
  他们中的很多人残存下去的唯一的希望,便是祈望受到主流社会最高权力的招安,也就是官家的特赦。
  但是即便如此,那些有着犯罪前科的、铁杆的落草弟兄们,仍然不愿意回到主流社会中去。因为他们都有自知之明:他们和那个正襟危坐、由诸种严格的清规戒律组成的正统社会,格格不入,如同水火!
  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江湖好汉!梁山八百里水泊,也因为涌动着这些好汉们的热血,才因此大浪滔天,让主流社会望而生畏。
  所谓的好汉,便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叛逆者!他们须得“天生一片杀人心”,具备“恶性掀腾不自由”的放纵禀性,有着“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的献身精神,以及“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的天地豪情,一条死路走到底。这是最真实的活着。否则,你一头撞入江湖,上了梁山,便让人觉得你很有些沽名钓誉、走终南捷径的嫌疑了。
  因此,梁山上真正的好汉,不过就那么几个人而已。其他的人,其实都是陪衬。
  因为江湖上认定的那种死心眼的热情,所以,包括梁山泊在内的江湖上,才会有“投名状”这种类似如今VIP的入选资格验证条件,它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一种契约。它实际上是让进入江湖的好汉,自绝返回主流生社会的后路。同时,它也是进入江湖的一种背书(Endorse)。“投名状”所深藏的意义,就是要提醒入伙者:江湖上规矩,就是要让你拿得起,却放不下。真实的江湖,的确就是如此的严酷无情。拿得起放得下,这句看似潇洒的话,其实并不是梁山好汉们的作为。薄如蝉翼的洒脱,如果仅是为了标新立异,或者是耍耍噱头,那就是王伦之流的作派了,——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书生,满肚子的酸腻,他本来是积极地、全神贯注地要跻身主流社会的上层的。落魄之余,才将江湖作为一种失意的寄托。他在水泊边上百无聊赖地慨叹着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苍茫中,却又心存余烬,想要死灰复燃,等待着复活的机会。这是很下流的伎俩,它与投递了“投名状”的好汉们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
  在地方土豪出身的牛人晁盖做头领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的中心,是一个以团聚、吸引天下各路好汉为号召,象征公平,侠义,快乐和朴素理想的建筑场所“聚义厅”。然而,在晁盖去世后,这意义朴素,毫无主流社会影子的“聚义厅”,便被宋江更名为了“忠义堂”。“厅”与“堂”,在建筑规模上其实并无大小之分,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就像古代的朝奉,员外,掌柜什么的,现在都叫做老板,CEO之类,是换汤不换药的。
  然而,宋江更换牌匾的猫腻,就在于将梁山大厅上的这块牌匾,添加上了一个伦理和政治倾向很浓的“忠”字。“忠”,让人想到了顶礼膜拜,想到了尊卑贵贱。它高悬在那里,让人觉得望而生畏,而在它面前,人的个性和无拘无束的自由,也变得渺小和无足轻重了。它矮化了梁山好汉们的自我形象,突出了向主流社会的靠拢。宋江的“忠义堂”,实际上是朝主流社会的思想价值观过度的一种半推半就的形式。它使梁山泊成了一脚踏在江湖中,另一脚正跨向主流社会的庙堂的一个培训基地。因此,“忠义”思想,是典型的对非主流社会、对朴素的江湖的修正主义。
  基于这种忠义的思想以及发展的前景,梁山泊一百零八将好汉们座次的排定,说起来似乎是“天注定”的,是上苍的安排,其实即带有主导头领的浓烈的功利目的。天意即意味着无可辩驳的合理性。至于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可能只有寥寥的几位当事人知晓了。实际上,忠义堂中的座次的安排格局,比我们如今各级官僚组织部的人事安排,还要严谨,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是对应用主流社会格局于江湖上的一种彩排。
  中国人重视地位的高下与尊卑。虽然有时人们出于人格体面的考量,稍微有些遮掩,但是我们骨子里所隐藏的这种意识,是磨不掉的。梁山泊好汉排座次,体现的其实就是在主流社会中的那种尊卑架构下的价值观念。它不但具有技术方面的权威性的认同,更深含着某些微妙的人际关系和主流社会中残存的因素。
  因此,忠义堂上的座次结构,实际上牵扯着相当复杂的主流社会所惯用的种种伎俩,厚黑因素,是主流社会的上层建筑在江湖中的投影,而不纯粹是江湖上那些游戏准则。它实际上是运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生存理念,形态等,来编排和确立起来的一套经过修正的的、更接近于主流社会形态的江湖游戏规则。这就是忠义堂中梁山泊好汉排座次的基准。它已经排斥了“义”的意义。
  梁山好汉们与生俱来的犯罪心理与麻木的价值观,使得他们的聚义,最后从浅俗的层面登堂入室,最后在非主流社会中集团化了。
  梁山好汉们在杂乱纷呈的江湖中,将“义”做为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只不过是对主流社会的道统的一种反动,而不是某种价值观的建树。
  而这种非主流社会的价值遗失和错位的反动心理,对主流社会的道统和价值观所造成的冲击,至今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周遭延伸着。造反从来都是不需要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只要它挂着“义”字的招牌,它似乎便是合理的。
  在《水浒》中,“义”的内涵缺乏系统的理论构架,因此它的外延是相当致命的。它混淆主流社会固有的价值评判标准。它说白了,只是一种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未经系统化的模糊的游戏规则。
         
       秦無衣
       08/2013 改于
       Santa 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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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3 15:39:34 |显示全部楼层

RE: 【《水浒》系列随笔】1 快谈《水浒》 B 浅俗、自由的...

  B 浅俗,自由的审美

  我们在欣赏古典小说、传统故事时,通常会因为诸多琐碎繁杂的文化基因的积淀,而表现出非常坚执的趋同和惯性心理,审美心态呈相对稳定的封闭型。我们总是希望透过那些印在泛黄纸张上的人物、故事,在其中能够找到传递文化类同的信息,以及审美形态的认同感。古典名著正是集中体现了这些审美心态的特质和恒定的价值观念,让审美者处于缺乏变化的、自我封闭的状态。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自我封闭的审美心态,无疑是一种对文化传承的定位错觉,包含着浓重的定向思维。因此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更多的是审美共性,而非性格、思想突出的个性。
  这样,我们在阅读那些古典小说时,可能很容易会忽略了故事发生的真实风貌,人物活动的特定情境。因为封闭型的审美形态更讲究的是相对较为统一的故事背景,人物形象和性格发展的定势,而缺乏开放型的审美形态所具备的创造力和突破高度。因此,我们阅读古典小说时,更强调的的是先入为主的意会,而不是人物形象生存情境的合理性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故事发展的时代特色。
  说白了,古典小说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充满自我封闭特点的艺术思维活动,而不是伸张自我个性的开放型的审美艺术探险。这便造成了艺术成品的缺陷。
  因此,我们情愿这样去理解古典小说的审美意义:对于历代的阅读者来说,它们不过只是些浅俗的、富于感召力的成年人童话而已。倘若我们抛弃了古典小说的统一性特征,而以现代的审美眼光过于认真地去辨析、批评它们的合理性,难免会得出胶柱鼓瑟的消极结论。就像在前面“江湖”一节中,我们提到的“忠”一样,它们所凝聚的真实内涵,或许要远远地高于文学表象所体现的思想深度和审美价值。这一点很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在解析古典小说的审美特性时,不能只是简单地以现代的审美价值准绳去评判它们,从而否定了它们所固有的审美张力。
  一种文化的审美力度,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背景,群体意向,生存特征等,它的存在本身就具有合理性。尤其是历史上与西方审美观处于并行状态的汉文化,有着其他民族文化所不可替代的特有属性。我们在强调审美创造和个性开拓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种属性的征象的存在意义,比如它的统一性。
  这一些,是我们在阅读古典小说时必须注意的前提。
  当然,文学的创作心态可以是封闭的,但是,从现代角度去阅读古典小说,我们却必须具有全新的审美心态,突破各种既定视域和阅读层面的规限,敢于质疑和推翻各种各色的、泛滥的阅读经验,将阅读冲动和审美理性结合起来,形成创造性的思维。以往我们在阅读名著时,总是将既有的阅读权威经验和审美意义起来,从而失去了审美过程中的创造性的评判,这无疑形成了为阅读而阅读的谬误,是审美自我个性的迷失。
  审美必须是个性化的和自由的创造,是开放式的艺术形态。因此,我们在阅读古典小说时,必须具备有一个大胆的假定前提:约定俗成的权威阅读经验,以及附庸于它们的价值观,并不是唯一的、完美的评判标准。其实,因为审美的个性化特征,决定了阅读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权威经验,而只能有某些参照经验,它们不是判断你是否正确解读文本的指数。毕竟任何权威都带着强烈的个人意向,它们本身可能并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取舍禁忌。而只有当它被规范化了的时候,它们才成为妨碍个性化的审美创造的禁忌!
  人们的审美心态只要体现的是个性,那么无论它们是浅俗的、或者是高雅的,都值得尊重。这也是我的这个“水浒”系列的出发点。我们阅读古典名著时,最糟糕的状态就是被某些伪权威的经验所左右,从而失去了个性化的审美自由,成了权威经验的附庸了。这种自我强迫性的阅读态度,隐约体现了人们对所谓的“崇高”、“风雅”的仰慕,与对文化经典的认同。但是,那也仅仅只是仰慕与认同而已。而实际上,权威的阅读经验对文本本身的思想价值的评判,比如拔高或者贬抑,都不能成为阅读的准绳。而文本中那些貌似浅俗的生存形态和质朴的观念,也有可能真正是人们个性化阅读的吸引力所在。
  我比较欣赏的是一种纯粹与文本本身对位的阅读方式。大家屏除了既有风雅的意识观念,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就像在茶馆中品茶听评话或听戏一样,让自由的想象和个性化的自我在阅读中如鱼得水。
  任何文学形式,只要俗的到位,就可能给读者带来生动有趣的审美快感,具备着无限的趣味性。比如像《三国》,《说唐》,《说岳》,《水浒》等书,正是因为它们所蕴含的趣味性,而不是主题的尖锐或者深度的思想性,才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阅读兴趣。而且这种阅读心态,似乎并不受到人们年龄的限制。
  我始终是把这些名著当作颇具兴味的作品来阅读的,对于它们的思想性,则很少去认真的探究过。每次翻阅这些书时,都让我感到亲切,这似乎已经成了我的一种情结。而且我也一直将阅读这些古书,当作我的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这些古书中对人物经历与形象的浅俗到位的描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坦白的说,没有这种浅俗的乐趣,我可能是不会对古典文学这么痴迷的。这也许正是文化的魅力吧。
  相比之下,做为古典名著的“巅峰”的《红楼梦》,却给大多数人“高处不胜寒”之感。这可能是因为它被某些权威的阅读经验给人为地拔高了,从而出现了诸多的阅读框架,评判指数等,其中不乏一些伪权威阅读经验。曲高和寡,那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人为的阅读高度,倘若以平常心去阅读《红楼梦》,也许就不会有焦大的心理了。我想,《红楼梦》之所以在文学中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精品”,估计就在于众多风雅的阅读人士,推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阅读经验,从而造就了阅读难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阅读经验显然只对文学作品的忽悠。
  总之,“崇高”的阅读经验只是某种假定的审美形态,它们并不能取代浅俗的、但是个性化鲜明的阅读心理。

  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女不读《西厢》,男不读《红楼》。而我读《水浒》,是在八岁的时候,后来当然没有因此而逞匹夫之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占山为王。不过书中的“义气”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如果不说是毒害的话。我平生好结纳朋友、却屡屡为朋友所伤的痛感,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所谓的“义气”,就像武松、李逵等人不讲原则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打抱不平一样,都是小“义”。而大义凛然之“义”,如鲁仲连坦然蹈海,荆轲图穷匕首现等,恐怕此生是要失之交臂了,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生长在英雄时代。
  然而,我对《水浒》的兴趣并没有因此减退。因为它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名著,这跟人们的初恋情结,几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前几年,一位台湾女孩回台北时,给我带了一套“三民书局”印行,金圣叹批注的七十回本《水浒》,不觉又重读了一遍,如会旧友。因此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杂感性质的闲笔,凑在一起,弄成一个系列。
  施耐庵在自序中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谈”,不像是做大文章,遇友可以面谈,如今在网上也可以和网友们畅谈。这显然便是一种快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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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8 15:35:3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無衣 于 2014-5-28 22:0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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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投名状

  什么是“投名状”?一句话,它就是叫你在进入危机四伏的绿林之后,再也别想有回归之路的一纸卖生契。换句话说,就是让你成了跟杀人越货的同伙们,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它的残酷意义,又点像“贼配军”脸上的金印,一旦打上了,一辈子都消磨不掉的。
  它的清洗和解脱方式只有一个,那便是正式接受官方的招安。
  林冲在梁山众好汉中,命运算是最悲惨的。说他悲惨,主要是从高衙内看上他的娘子张氏开始,一直到后来风雪山神庙,他都是以委曲求全、甚至卑躬屈膝的态度,来维持着自己对主流社会的最后一丝幻想。他连给张氏的休书都写了,——在古代休妻的“七出”(《大戴礼记》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中,张氏只有“无子”一条成立,而她在书中一出现,就是到大相国寺“间壁岳庙里还香愿”,说明她还是在心子嗣的。林冲此举,有点猥琐。他写了休书,就等于在律法上已经将张氏推给高衙内了!他还在幻想着衔冤到底,再捱到出头之日。
  然而,高俅等人却不买他的账。——既然已经将林冲逼得妻离家破了,那就只有将林冲赶尽杀绝!
  林冲在人格和生存处境都被剥夺干净的情状下,只能裸奔去梁山了。所以矛盾说了:“对于林冲,我们既寄以满腔的同情,却又深惜其认识不够。”
  所谓逼上梁山,也就是英雄末路了。忍字上面一把刀,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就无需再忍。林冲于是长枪出手,锋芒毕露,血染山神庙,然后踏着漫天风雪,上了梁山。这次血刃搏杀的结局,也就是将一条好汉一直在维护着的的自尊,打击得粉身碎骨,然后让他在绝望之下,再去重建自我的人格,将生命延续下去。这无疑是相当痛苦的!
  有意思的是,林冲上山之后,就不用家传的长枪了,而改用丈八蛇矛。林家枪法曾经冠绝江湖,但那是为国家做事的。上了梁山,做了强梁,就弃枪而使用长矛。
  实际上,林冲在踏上梁山的“断金亭”时,生命便已告结束。时势不能造英雄,反而害了英雄。
  林冲被逼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对他又忌又嫌,这种心态是不得志的文人的通病。王伦上梁山有点莫名其妙,可能是考试不中,没脸回乡,怕老婆翻着白眼拿搓衣板抽他,像战国时的苏秦一样,游说秦王未果,落魄回家,老婆给了他一根绳子,原是让他上吊的,没想到他弄了个“头悬梁”,把绳子绑在头发上,终于扬名立万了。因此呢,王伦只好上山落草。王伦怕林冲来投山寨,引火烧身,又怕他抢了自己屁屁下面的交椅,所以要重金送他下山,让他另投别处。
  “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林冲惊问王伦。
  “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王伦冷冷地说。
  “小人颇识几字。”林冲听了,就乞纸笔来便写状纸。
  “教头,你错了。”一边的朱贵善意地笑着跟林冲说,“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称之‘投名状’。”
  其实,说到以杀人做为投名状,凭着林冲在草料场的那几条炙手可热的人命,已经足以说明眼下他的绝境了。王伦出此一招,估计主要还是在考察林冲,是不是真正的将自己放在眼里。——他当初上山,手里不就没有人命案吗?!
  可是,人倒楣的时候,想上吊还找不到绳子。杀个人也不容易。林冲在《水浒》中立过两次“状”,一是前面提到的给妻子张氏的休;另一个就是这个等同于落井下石般的投名状了。二者都让他很痛苦。
  林冲等了三天,却等到了个也是正在倒楣的、武功高强的杨志。两斗了五十多合,不分胜负。惺惺惜惺惺,真是令人潸然泪下。此时,种种仁义道德在残酷的生存面前,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旗鼓相当,林冲与杨志两人,必有一人成为对方的刀下之鬼。
  这就是生存的残酷性。
  在《水浒》中,“义”,其实是对仁的一种反拨。上梁山的一百零九条(不屏晁盖于外)好汉中,除了寥寥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之外,哪个人手中没有几条血淋淋的人命的?
  罗贯中、施耐庵所处的元末明初年代,在蒙古人近百年的高压统治下,南宋理学家们惨淡经营的理学,差不多已经仁至义尽了。曾经是汉文化精神的中坚力量的“文士”,也都堕落到娱乐消费圈中了。所以朱元璋稳定江山不久,面对道德文化的沦丧现状,一方面极力鼓吹儒家理学,软化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方面使用铁腕手段,为了不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任何造反的机会,雷厉风行,大杀功臣。这种做法虽说残酷,但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理性的管理政权的方法。——主流社会,可不信投名状那一套。
  《水浒》对好汉们被逼上梁山的解剖刀,是以义为准则的。像《三国》中,还塑造了个刘备,做为仁的偶像。仁字重如泰山,《水浒》想把它分解成忠、义两字一体,结果随着宋江一伙招安的失败而宣告了二者的不可调和。仁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是什么?原来我以为,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加上杀身成仁等,但它不是。上梁山的好汉,本来很多好汉都是可以杀身成仁的,但最后一个个都领了盖了“义”字红戳的“投名状”。它意味着,个人的人格,从此在群体的义气中,被一笔勾销了!
  义与仁其实是对立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中最矛盾的部分。因此才需要所谓的投名状,来约束同伴们,让大家互相监督,共同生存!
  梁山众好汉之义,显然只是市井勾栏,瓦舍间的挺身而出的作为而已。在商业化发达的时代,义代表的只是面子。它已经淡化了关羽所执认的在义中无条件地隐藏着仁的蕴涵。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那是仁义结合的最高境界,连一纸充满血腥味的军令状,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而《水浒》中,那位胡子长得跟关羽一样的美髯公朱仝放走晁盖等人,则纯粹只是为了一个带有商业色彩的义字。因为朱仝曾得到过晁盖的银两,他就得履行某些不成文的黑道游戏规则。就像《无间道》中说的:出来混的,迟早都是要还的。如此而已。
  所以,“义”在《水浒》中,只是平民之间交往的一种游戏规则。“投名状”就是这种游戏的契约。你上了梁山,大家都绑在一起,互不出卖,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和谐共处。
  宋江很明白这一点。但是和谐的背后,有可能是风起云涌,同室操戈。因此,为了解除大家对这个契约的压力,宋江选择了招安这条路。他打出了“忠义”两字,做为绿林与庙堂之间的平衡系数。他的“忠义堂”,成了山寨版的主流社会的官府。
  做为招安的精神灵魂的“忠”的思想,只是一个为了寻找仁与义的归宿感的平衡理论而已。在江湖上,你要向庙堂递献投名状,居庙堂之高者,未必愿意接受。其中微妙之处,便在于朱贵说的“疑心”两字。
  ——这也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动机:对跟随自己多年、出生入死的功臣都这个样子,更何况对于你们贼寇呢?!
  投名状告诉我们,在江湖上,只有彻头彻尾的罪恶,才是信任的基础。没人会去理会你的善良与冤屈的。在江湖上,只有游戏规则,没有伦理道德。所谓的打抱不平,不过是那些流落江湖、在主流社会的生存链中处于薄弱状态的人们,想把自己粉饰得更加善良一点,以增加“义”的份量而已。而你要想把自己打扮成令人信服的绿林义士,你就得毫无顾忌地先去行凶,杀人,放火,获取一张投名状,亦即英雄卖身契。不然,连你的同伙都不尿你的。
  可怜林冲,欲为盗而不得,等了三天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死在他手下的个冤枉之鬼。也可怜杨志,江湖上绕了一圈,最后跟林冲的把兄鲁智深也打了五十回合,不分胜负,也只好上山做了强盗。所谓殊途同归。
  可是,林冲,杨志,鲁达他们心里明白,这不是缘份,而是在冥冥的江湖之中,你必须去领取那份做为游戏规则的“投名状”的,不然的话,你就真的是身败名裂了!
  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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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8 18:25:20 |显示全部楼层
寂静,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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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7 17:31:30 |显示全部楼层

              3

    在施耐庵的笔下,女人几乎都不是什么好角色。
  你看,包括东京花魁李师师在内的一干女性,她们虽然不是亡国、腐败的祸水,但是梁山上的一些好汉,却是因为女人们的阴毒、纵欲,从而走上家破人亡的绝路的。那些女人,几乎都背上了淫秽、浪荡的名声。而梁山上的三朵“金花”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姐妹顺序排的挺好的),也不是什么好货色。
  施耐庵对女性的深恶痛绝,定然是有其形成的复杂的个性因素的。
  其实,但凡文人,对女人多少总会抱着一种怜香惜玉的姿态的。施耐庵则是个异类。这一点,我们无法得到确凿的根据来分析施氏的心理形成原因,因为我们至今连他的籍贯和生存年代都搞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施耐庵在与女性的交往中,定然是曾经受过女人极度的刺激。尝尽了不可告人的苦头。
  在对待女性上,施耐庵表现出的是令人费解的一种癫狂心理。在施耐庵看来,女人的美丽和风骚,是种讨人嫌的表象和毒素,它们潜伏着让那些想做好汉的男人们躁动不安的危机。女人的美丽、风骚,跟好汉们的义气,落拓洒脱的性格,几乎成了势不两立的两种风采。
  想想看,如果不是因为流落关西的金氏,鲁达也不至于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金氏的理想其实就是想嫁个懂得女人的大户人家,郑屠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赵员外做到了。阎婆惜害了宋江,潘金莲毒死了武植,婢女玉兰做了张都监的诱饵,色诱武松,刘知寨夫人恩将仇报,白秀英断送了雷横,潘巧云让杨雄带了绿帽子,贾氏与奸夫李固合伙谋害卢俊义,李睡兰出卖史进……
  这一些重叠出现的囧事,表达的就是一种逻辑:漂亮的女人,跟她们的道德伦理修养成反比。
  在施耐庵的潜意识里,即便贤惠如林冲的娘子张氏,倘若细细地分析起来,其实也是林冲落难的根源:没有她的出众的姿色,招蜂惹蝶,被高衙内看上了,林冲能被逼上梁山,走上不归之路吗?!因此,张氏也是间接地导致林冲被逐出主流社会的潜在祸根。真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总之,施耐庵以为:女子的美貌,便是滋生恶性的招牌。
  在一个以男性的制定的游戏规则为主导的江湖上,女人们不但不能享受到人格的应有的平等待遇,而且,她们还时时地被推到了本来应该对她们持着相对开放的、宽容的态度的江湖的反面。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江湖上关于女人的价值观与潜规则,在骨子里还是套用了主流社会那一套道统观念的。主流社会禁锢她们的那一套清规戒律,在江湖好汉们的行动准则中,更加变本加厉了。
  像宋江,就喜欢乱点鸳鸯谱:他把“甚是贤惠”的花荣妹子,不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嫁给了怒气冲天的霹雳火秦明,为他祛火;他还把丰姿出众、身手矫捷的扈三娘,下嫁给了人品与长相都极其低劣,然而却性欲旺盛的绿林败类王英。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施耐庵的审美心态其实是扭曲的,在他的笔下,女人们都成了恶之花。
  而生活在明末浓郁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专业作家凌濛初,他对女人们在情事上越轨的态度,显然比施耐庵要开放得的多。他能把女人的越轨行为,摆在现实的社会中,加以理智地分析处理。这里面,不但有着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还有着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带动下,人们对待人性和自由的观念的成熟,是物欲冲击人欲的理念的解放。
  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中,就忿忿然为女人们打抱不平:
  “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当然,梁山好汉们根本就不屑于什么续弦、嫖娼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不近女色的光棍,或者说是没有家庭概念和生存意识的错位。他们也不屑于下山去抢压寨夫人,像王英、周通这样的色鬼,只是个例。我甚至怀疑这些好汉们,根本就不将女人视为同类的。不过,他们也不像是Gay佬,你想大家都是五大三粗的,做同志能“团结”的起来吗?!
  因此,他们的性取向和好汉情结,颇让人玩味。
  首先,梁山好汉们对女性的排斥和蔑视,主要还是基于“义气”这个铁定的江湖游戏规则。“义气”这个词,天生就是阳刚的。不过他们中有些人,最初也并不是完全拒绝女性的阴柔一面的,他们甚至以高姿态保护了一些女性。比如鲁达救了金氏,宋江收养了阎婆惜。只不过,一旦女性的阴柔和美丽,对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义气”构成了威胁时,他们才会果断地出手杀情的。比如杨雄剖杀潘巧云,其实就是为了让石秀见证自己的“义气”而已。
  其次,从女性那一面角度来看,我觉得,《水浒》中女人们所爱的,正是那些自命为热血男儿、阳刚好汉们所忽略的一种亲昵、温存之情。而这种格调,恰恰正是好汉们的禁忌!男人们可以大碗吃酒,大块吃肉。他们喝大了时候,大家互相“较量些枪棒”,在纵横恣肆中,尽情地挥洒自以为是的、扭曲的人生。
  而那些深居于闺中的女人,却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选择自己的爱好,展现自己的情怀。明朝时候,倘若女人站在自家的门口而被异性盯住了,就会感到羞愧不已。只要她们迈出闺阁一步,甚至连江湖上的游戏规则,都要残酷地排斥、甚或蹂躏她们的。她们唯一的乐趣,便是期望得到懂得女人心思的男人的呵护、怜爱。而这一些,却是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实现,于是偷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这一点来看,施耐庵是不近人情的。
  到了明代中后期,马甲不明的兰陵笑笑生,就将《水浒》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恶搞了一下。他让《水浒》中那段脍炙人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恶性情欲,像疯长的荼縻枝蔓一样泛滥开来。倘若施耐庵读了《金瓶梅》,他肯定要找笑笑生斗朴刀的。
  笑笑生让施耐庵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肆虐泛滥开来。商业经济的强大功能,使任何人为的理想都被矮化了。因此,潘金莲与武大的婚姻成了闹剧,而西门庆通过物欲对人欲的占有,制约,却是社会和谐的价值楷模。
  在如今这个连女性的自慰性具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四处走俏,各种前卫的性意识肆无忌惮地泛滥流行的年代,我不免为北宋末期的那些看不到春光的女人们,感到由衷的可怜了。她们倘若连做为人的那种最起码的肉体乐趣都品尝不到,那么她们的人生,该是怎样的残破?!她们实际上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群体社会的附庸。像潘金莲这样风情万种的女人,只因为武植的胯下多了个物件,她也可以跟他将就过活了。这就是她所生存的背景。
  说到底,所谓的红杏出墙,实在只是女人们对青春的最后挽留,是一道夕阳的余光。她们的越位行为,与其说是对清规戒律的突破,不如说是在寻找自我存在的理由。这种意识,我们不妨与北宋发达的“婉约词”共读。婉约词的一个重要主题,无非就是女性在庭院深深中,情爱上的落寞,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缱绻。但是这些词句,又大都是通过男人们的意淫表现出来的。男性词人们在将女性限制在高墙之内任其玩弄的同时,又在精神上再将她们强奸了一次!
  难得的是像柳永这样的先锋人士,敢于以自甘堕落来抗击主流社会气势轩昂的的伪道德势力。他长期寄居于青楼平康巷中,放浪形骸。他的过激的行为,无疑是冲击主流社会铜墙铁壁的一种裸奔。
  不言而喻,施耐庵在描写漂亮的女人在性方面的越位时,他心理上必定承担着巨大的痛苦。因为在他之前,没有哪位话本作家正儿八经地单纯地描写过女人的性越位的。唐宋传奇里的女人,都是执著于爱情的,她们的痛苦,多是道德的枷锁约束带来的,性对他们来说,就如蜻蜓点水一般,或者是若隐若现,点到为止。她们的结局,一般都还说的过去,那就是她们最终都与正统的道德力量妥协了。
  而施耐庵手下的美丽女人,差不多都是放纵的,反常的,赤裸裸的,血淋淋的。这一点,跟江湖上的好汉们反主流的做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那些越位的女性们的人格是扭曲的,那也是因为令人窒息的、凝重的主流道德和价值观,以及整体社会不健康的心理使之然。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施氏在浓墨重彩地渲染赞美非主流社会的好汉的叛逆精神时,却又不公平地扼杀了同样具有叛逆意义的越轨女性的人格呢?!
  女人的放荡,从反面来看,未必不是男人们的龌龊使然!因为,女人们的淫秽,跟男人的落草为寇一样,以主流社会的道德准绳衡量,都是人格和精神的堕落!我觉得,女人们之所以进入青楼,其实就像男人们上梁山一样,都是为了伸张自己的个性。所谓的“男盗女娼”,不正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吗?!所以梁山好汉们对那些浪荡女人的作践,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每个男人都必须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付出责任和代价的。如果一个男人,连在最起码的性欲上都不能给女人带来满足,那便是男人的不是了。作为一个正常男人,你就必须具备造化所赋予的诸种形态。像潘金莲,摊上了“三寸丁”武大,她的花心,武大一辈子都捅不破的。武大做为一个人,是无可厚非地必须得到尊重的。但是做为一个丈夫,他却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人性和道德经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而到了二者无可调解的时候,悲剧就产生了。西门庆不过是个过路人而已。没有他,潘金莲的心照样还会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阎婆惜和潘巧云,贾氏等人也是如此。宋江身材矮壮,又对女人天生的排斥,因此作她的女人,只有伤心而已。杨雄对异性连最起码的关爱都不会。卢俊义整天只顾打熬气力,疏于打理闺房之事,难怪他老婆要给他戴绿头巾了。
  而林冲的一再隐忍退让之所以让人敬佩,也正是因了他是个尽责的男人。像秦明和董平等人跟林冲的人格相比,相去甚远。林冲自知在刺配沧州之后,命运难卜,因此毅然写下了休书。林冲的休书,其实是对自己无能保护自己女人的道德和责任宣判。不过这样一来,他给自己的精神,也套上了罪愆的镣铐。后来张氏的衔恨自尽,也算是给自己的男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了。这是水浒中唯一的一道描写女人的光辉。
  而如今太多太多的女人,其实都是像《水浒》中的那些“淫荡”女人一样,貌似叛逆,其实是在放荡。在女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们选择的机会,其实并不比男人们少。她们在作践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生,却俨然自以为潇洒。这就像高府的帮闲富安说的:
  “妇人家水性”。
  女人们骨子里其实并不都是热衷于安守“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本分的。七情六欲是天生的,她们有权利享受。尽管大多数的男人,说起来都是窝囊的。更不用说近千年前的理学思想正初露端倪的北宋末年了。

  我们知道,《红楼梦》中对性爱的描写,是隔靴搔痒的。而施耐庵对性的描写,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是淫气十足,因而显得有点下里巴人。而这也正是老施所要追求的审丑效果。潘金莲和潘巧云的故事,实际上并不是对性的扼杀,恰恰相反,它对性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像金圣叹说的:
  “潘金蓮偷漢一篇,奇絕了,後面卻又有潘巧雲偷漢一篇,一發奇絕。”
  这“奇绝”两字,明显地充满了审丑的暧昧味道。
  我当初在阅读《水浒》时,一读到那几个女人的段落,就觉得施耐庵不但诲盗、而且还很有诲淫的可疑。他的百喻一讽的效果,恰恰让读者对风骚的女人,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欲望。现当代一些不正经的文艺家,对《水浒》中几个女人的翻案式的解读,正说明了这一点。
  施耐庵对女人们的解剖,简直深入到了肝肠!我似乎看到了他在写作这些细节时,那种难以掩饰的快感。且看他对潘巧云出场的描写:
  “黑鬒鬒鬓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嬝嬝身兒,玉手生生手儿,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竅尖尖脚兒,花蔟蔟鞋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搊搊、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
  我想,大多数男人看女人的眼光,也大抵就是如此了。男人心底的阴暗之处,跟女人的不见天日的下体,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越是隐秘的东西,想象起来就越生动。这是一种自我扭曲的审美心态,或者说是审丑心态。
  审丑心态的主体特征,就是让人的思维、视觉等处于极度的反常状态,以此来获得扭曲的、病态的快感。
  而施耐庵在解决女人生命时,无一例外的采取的都是剖取心肝的外科手术式。这种仇恨意识,让我怀疑他带有某种程度上的恋母情结。我们先来看武松杀嫂。那潘金莲被武松将脑袋揪倒过來:
  “(武松)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肐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
  这是多么的酣畅淋漓,惊心动魄!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而不是“镇关西”郑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武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性压抑者。有时做男人的确是很累的,尤其是做个成名了的好汉。看来,武松也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倘若将武大的事迹往仁义上靠,那么,我觉得,这仁义不要也罢!
  还有更精彩的,就是在翠屏山上,杨雄将潘巧云“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
  这样做了,好像还不太畅快,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將頭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施耐庵的价值标准:倘若一件美好的东西,你要是得不到,那么就要将它痛快地毁灭!在他眼里,美丽的女人,就是尤物,是恶之花。女人们应该都像孙二娘跟顾大嫂那样,开赌馆,饭馆,卖人肉包子。这样才够味!
  强盗的本质,就是叛逆。理智的叛逆,是虚张声势,别有用心。而失去理性的叛逆,则是疯狂了。
  我想,很多男人其实都是为了女人活着的,因此他们根本受不了女人们对自己的背叛。像李师师,倒是在青楼行院里,惬意地作了很多女人们只能在梦想中做的事:性的自由和荣誉的最佳组合。她至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男人。她是皇帝的情人,又有个周邦彦这样的风雅才子做为第三者插足其中,点缀着形而上的爱情。后来,她又想做燕青的情人。
  我设想,在女真人攻进汴京之后,李师师的下落,是不是该着落在隐退的燕青身上呢?!或者她另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中人……
  在纸醉金迷的北宋末期,女人们在施耐庵的笔下,是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活得堂堂正正的。我相信,施耐庵本人穷其一生,是没有经过女人真正的滋润和洗礼的。一个作家,倘若一生中没有真正拥有过一个女人,那么我们可以坦诚地宣布,他笔下的女人,必定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侠义小说的模式为作家设下的圈套,而是作家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欠缺,规囿了他的小说在情爱伸张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是小说发生社会的悲哀,更是作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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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8 21:31:53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無衣 于 2014-6-8 21:34 编辑




                     潘驴邓

  《水浒》中,风流暴发户西门庆瞧上了潘金莲后,心下登时奇痒难当,便去找了善于“杂趁”的开茶馆的王婆,要她沟通干系。西门庆问说什么叫“杂趁”呢?王婆说了:
  “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
  可见“杂趁”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掮客性质的职业。对于泡妞,王婆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既通俗又实在。她说:
  “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的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五件俱全,此事便獲。”
  王婆在这里说的这番话,细细推敲起来,说白了其实应该算是明代中后期市廛里巷平民百姓的价值观。那时候物欲横流,由日渐繁华的物质基础烘托起来的各种思潮躁动不安,人们在性方面的积极投入,是我们现在所难以想象的。我们教科书上无中生有的所谓“封建思想”,在那个时代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讲究的实用主义,享乐主义,他们思想的开放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当今学术界老古董们的想象能力范围。因此像王婆这样所从事的“杂趁”职业,才会大行其道,就跟如今的律师业,金融业等一样,既如鱼得水,又冠冕堂皇。
  从察言观色,到惹火上身,对于王婆这等场面上的过来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女的诲淫,男的诲盗,就像是导师们指导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样的刺激,来劲。教永远比学更吸引人。至少王婆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她不厌其烦地撮合风情,充分享受诲淫的乐趣,有种成就感。在“三言”、“二拍”等小说所展示的明代中后期的风俗画卷中,也曾经反复出现过这“潘驴邓小闲”的语词。这里不作推究。我们单说这五个字的要害与妙处。
  先说“潘”。晋代的潘安是个公认的美男子,出行时有很多女孩都拿着水果鲜花砸他,以示仰慕。魏晋时候,人们注重长相,风采,以貌取人。尤其是男性的风采,更为人们所注重。像刘备,看到浓眉大眼的赵云就“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而见到庞统和张松时,心中不悦。所以他们两人倘若不遇明君,则永无出头之日。像那时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都是雅皮士性质的人物。比如稽康的酷相,那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王婆认为,美貌是男人玩风情的首要条件,也是本钱。以明代中后期的标准来看,梁山上真正能称得上“潘”的,恐怕只有花荣,董平,燕青,以及银样蜡枪头的白面郎君郑天寿等人了。
  二是驴,确切的说是驴鞭。我记得当初冒险阅读《肉蒲团》时,看到赛昆仑教未央生增大阴茎那一段,觉得就像是神话一般。未央生后遇一道人,将狗鞭嫁接植入自己的阳物。一段时间后,顿使私处暴胀,他凭此宝物,游戏花丛,所向披靡。而王婆在这里提到的驴鞭,不过只是个形容而已。
  驴鞭的传说,给很多不自信的男人,造成了心理上的压力与生理上的阴影,性在他们心理中浓缩成了尺寸感。中国人重形式甚于实用,与此也可见一斑。
  其实,人类的任何东西都是配套的,就像钥匙一样。但是,驴鞭就像人们膨胀的欲望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假想,而非生理上的满足。想象也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爱情便是想象的产物。
  但是,像西门庆那样,成天随身带着个工具箱,里面装满银托子,相思套,硫黄圈,药煮的白绫带子,悬玉环,缅铃等淫器,无非就是为了弥补心理上的不自信而已,而非真是为了生理上的需要。说到底,风情的终极妙趣,还是在于精神,而非生理上的。
  三是邓,就是要像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金融巨头邓通一样有钱。邓通是谁?《史记》中记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后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后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后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被授予铸钱权力时的富裕状态。邓通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个红顶商人,而且拥有让人梦寐以求的铸钱的权力。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真能富比邓通的。在当今社会,其实只要具备小资的条件,就大可以玩得转风情了。比如汽车旅馆,价廉物美,又有情趣,等等。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两情投合。
  因此,在性的自我觉醒的时代,钱反而显得不太重要了。须知,性跟个人的经济能力,并不总是并行的。当然,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金钱是万能的,它同样操纵着性的价值观。像娼妓便是金钱的副产品,它身上的铜臭味更甚于脂粉味。
  第四,小。深为世故的王婆说了,小,就是要“绵里针忍耐”,也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心急吃不得热山芋。还有就是要有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的风度。诚如西门庆说的“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
  而这一点,对于一个既有潘安之貌,又有邓通之财的人来说,尤其难为。相貌出众者,必然自我感觉良好,摆摆架子,人前拿捏一番,算是小Case。过分者当众骂娘,大耍名人脾气,你又能如何?!而腰缠万贯者,信奉的本来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交易,谁耐烦得厮鸟?!看来,那西门庆也是热渴的急了,因此才说出这番掉价的话来。
  最后是闲。这里的闲,可不是忙中偷闲。因为那样的话,差不多就是纯粹解决生理上的需要了。比如到发廊,酒吧,按摩店,足疗店等等,就可以出火。但是要想作弄风情,便须得有一种懒散的氛围,像泡工夫茶一样,讲究的就是那种若即若离、一步三趋的情调。《杨雄醉骂潘巧云》一回中,施耐庵分析的和尚偷情,最为精妙: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食,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假辛辛苦苦挣紥,早辰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什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
  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而在《初刻拍案惊奇.夺风情少妇捐躯》一篇中,凌蒙初也谈到了和尚之“闲”:
  “你道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眠在床里没事得做,只想得是这件事体。虽然有个把行童解谗,俗语道‘吃杀馒头当不得饭’,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看见了美貌的,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
  看来,明代时的和尚的生活状况,其实就跟如今的小资一样,物质基础不愁,精神也有追求。在这种优裕的环境中,我想,倘若允许和尚成亲,这世界上大半的男人,估计都要出家了。这“千方百计”地弄出风情来,实在是闲极无聊的一种状态。
  说来说去,在如今这个纸醉金迷的社会里,最管用的还是个“邓”字。俗所谓有钱能通神,在现在,没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包括风情,甚至爱情。贫穷是孵卵不出爱情的。性交易说白了,就是金钱交易。
  现代化,即是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所谓风情,我想大抵也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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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2 01:25:5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秦無衣 于 2014-6-12 01:27 编辑

                               866205_122653079_2.jpg

                         今日方知我是我                                                                                 

     话说,梁山众好汉在破辽班师回朝时,经过了山西五台山。这一天,宋江率了众好汉上山,去拜谒道行深幽的智真长老。但是公孙胜被委婉地留在了山下,因为他 是道家传人。这里曾经是赵员外引领花和尚鲁智深落发剃度之处。当年他在这里招惹是非,将文殊院翻做了修罗场。如今上山,他似乎又闻到了一股沾了蒜泥的狗肉 香味,于是他心里慌忙祷念:罪过罪过!智真长老严肃地对这位原先将文殊院闹翻了天的弟子鲁智深说道:
  “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
   鲁智深默然无言。智真和尚的话,其实揭示了一个很简单的哲学道理:清淡的生存,跟呼天抢地的死亡,应该是平衡的。他欣赏鲁智深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我觉 得长老这话是个真理。鲁智深跟智真和尚在禅道上的融会贯通,是心灵上的磨合。不然的话,当年他也不会那样包容鲁智深了。
  鲁智深真正的江湖生涯,应该是从他下了五台山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他单纯得可以为一个东京来的素不相识的风尘女子,拍案而起,三拳就将一个善于剁肉的关西恶霸打死,并在通缉 他的布告前探头探脑的看热闹。这哪像个江湖人物?他跟五台山和尚们的斗闹,连智真长老都看得出来,鲁智深的心理状态,其实跟一个顽童并没有什么区别。
   鲁智深似乎天生就是个勇猛的技击家。书中没有提及他在陕西老种经略相公提辖任内使用的是什么兵器,但是,从他三拳就将剁了三十斤骨肉的、胖乎乎的郑屠打得皮开肉绽、一命呜呼的成绩来看,他拳头上的功夫,肯定一点都不含糊。他在五台山腰,一肘子就将亭子给撞倒了,那是神力。而倒拔垂杨柳,更是让东京的那伙泼皮们惊为天人。
  他仓促出逃时,只携了一根棍棒。那时候行走江湖的人,手边一般都带着一根棍棒的,它既可防身,也有打草惊蛇的功能。倘遇到敌人,他们便将身边的短刀插在棍棒上厮斗,唤作朴刀。
   鲁智深下了五台山之后,他的身边却多了一条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还有一口锋利的戒刀。这使得他在江湖上行走的形象,看上去有点夸张。但他很快就将这两样从来没有操作过的兵器,驾轻就熟了。他后来在跟呼延灼在马上过招时,也是像模像样的:毕竟是提辖(驻屯军团长)出身。不过此时,他可能也已经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我想,在鲁智深的身上,其实正体现了武学中一种相当高的境界:随心所欲。大家想想看,倘若鲁智深手头上有一样早就得心应手的兵器,那么他的武艺,便很有可能跨越在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上的。因为,鲁智深和卢俊义一样,都是不近女色的。从他们俩的生活习惯上判断,我怀疑他们练的可能是聚集精气的内功。内功强的,兵器反而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清心寡欲有时也是一种悟性。
  但是,鲁智深下了五台山之后,他的心眼,远远没有他的兵器那般咄咄逼人。你看,在桃花庄,他要“说姻缘”,结果却将“小霸王”痛揍了一通。唯一一次看到他的心计,就是在东京“大相国寺”后的菜园子里,一帮泼皮要将 他拖扯到粪池里难堪的时候,他窥出了端倪。但是这份心计,我觉得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农民式质朴的直觉。——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当年鲁智深下山时,智真长老送了四句偈语给他: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
  其中意思,大家想必都知道了。谶语其实只是对人的信心的某种考量。你要怎么延宕它的意思都可以。所谓的辩证法,其实都是从佛家过来的。
   而这一天,在江湖上闯荡了好几年的鲁智深,又出现在了一如既往的智真长老面前。从鲁达第一次上五台山起,智真的慧眼,就一直在光顾着他的质朴的的心境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佛家看来,至善的人性,是后天修成的。智真对杀人放火无数的鲁智深的这种先知的敏感,似乎与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理义相悖。但其中凝结的,却正是佛家的辩证法:
  众象的合理之处,须得从反面去看。
  《红楼梦》里,迷上了凤姐的贾瑞,因数次正照“风月宝鉴”,痛快彻骨,就不住地遗精,结果一命呜呼了。人生是个苦难的历程,它只是造物主的假设的一种实体存在。因此所有的美丽,其实都是幻觉。只有死亡之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是永恒。
   智真长老本身在《水浒》中,就像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偈语。他是鲁智深命运与施耐庵自身思想的陪衬。是他在芸芸众生中,替鲁智深撞开了那扇坚硬而神秘的死亡之门。在他看来,生与死之间,的确是存在有一扇铁门的。而这道铁门限,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跨得过去的。于是,死亡便充满了神秘色彩,显得异常的美丽动人。 死亡的确就在我们的身后,只不过我们发现不到而已。
  智真长老对智深说道:
  “‘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
  ‘遇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小说如果不写虚,只写实,便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们文学评论家的理念,至今仍然逗留在前苏联的那一套刻板的理论中,想起来都替他们脸红。智真长老的智慧和他的偈语在《水浒》中,其实只是虚笔。中国文化中,儒道佛经常三位一体,血肉相连,你想掰都掰不开来。我们别以为施耐庵真把佛家看得那么神,他笔下的张天师,罗真人等都是道人,他们似乎更神,更有Power。不过他们上窜下跳的,都是忙的世间之事。施耐庵在故事中,将他们虚幻的Power用技艺性的写实手法处理了。同时又将看似实在的东西,化解成虚幻的形象。
  接下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在擒了方腊之后,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鲁智深住宿于杭州临近钱塘江的“六和寺”中。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共碧。忽然间潮声大作,如战鼓轰鸣,铁马金戈,铺天盖地而来。鲁智深不解是何声响。寺中僧人告诉智深,那是潮信。
  智深忽然大悟了。下面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智深拍掌笑道:
  “俺想既逢潮信,合当圆寂。众和尚,俺家问你,如何唤做圆寂?”
  寺内僧人答道:“你是出家人,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
  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
  于是他留了一篇颂语,去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寂然而没。颂语写道: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这段文字,曾让我激动不已!能把死亡描述得如此从容动人的,真是一种透悟!而身当其中的鲁智深,让我看到了人生的觉悟与博大的欢喜。我也因此为自己假设的生命,感到无比的骄傲!生命本身,其实还是异常美丽的!
   鲁智深一生杀人如麻,他其实是在反面修身。但他的杀人,却是为了行善。相比之下,很多人的行善,却是为了杀人,那才是最可怕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中的“屠刀”所指的,在我多次阅读《水浒》之后,我以为它不单只是人们手上亮晃晃地攥着的杀人利器,而更应该是暗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与种种可怕的生存机谋!鲁智深手里拿的是戒刀和禅杖,而胸怀里却深藏着一个至善至诚的童稚之心,以及一腔沸腾的,洒不尽的热血。我以为,这腔热血,便是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终极关怀!正如六和寺的大惠禅师法语所示:

    “鲁智深,鲁智深!起身自绿林。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
    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
    咄!解使满空飞白玉,能令大地作黄金。”

  人的一生,其实是个慢慢发现自己迈向死亡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渐修。“今日方知我是我”,这应该说是彻悟。人要真正勘破自己的一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人一旦活到这种境界,死亡之门,便会象钱塘江潮,惊天动地、澎湃汹涌地向你打开。然后你又悄无声 息地,消隐到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很多宗教的教义,其实是共通的。
  我觉得,对自身灵魂的不断锻铸,是一种真正的活着体现。人的灵魂得到肯定的 前提,必须是高尚的。没有这个前提,人类所处的假设的空洞的房屋,便会轰然倒塌。你可以杀人放火,你可以放纵**,甚至以种种漫不经心的名义欺世盗名,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点淡如萤火的灵魂的烛光!这是上天对我们的烛照!我想,这或许便是鲁智深的镜像所隐藏的某些意义吧。
  最后,天上突如其来地降落的石碣上,“天孤星”鲁智深被指定排名在第十三位,在李应和朱仝之后,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角色孤愤的光辉,反而是突出了梁山上政治结构中的种种破绽。这也是江湖上游戏规则的灰暗之处。
  所以我们情愿赞同茅盾的说法:
  “对于鲁达,我们却除了赞叹,别无可言。”
  鲁智深扛着禅杖,不惧强权,向前进击的坦荡、威武、真正的武士形象,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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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荡,威武,真正的武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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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刺青:一种酷美的时尚

  在《水浒》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花和尚”鲁智深和杨志两条好汉,在二龙山下一番惊心动魄的激斗之后,两人本事旗鼓相当。于是惺惺惜惺惺,各自叙了身份。鲁智深不无得意地介绍自己说:
  “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
  鲁智深在这里不经意提出的“花绣”的字眼跟“花和尚”这个绰号,早些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是花绣呢?因为在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残酷磨砺之后,在七十年代末,就是借给谁三个胆,都没有勇气在自己的身上刺绣的。那时谁的身上倘若有了图案,别说去参军,就是被公安人员发现了,也可能要把你当流氓抓起来。
  后来多读了一些书后才知道,花和尚身上的“花绣”,其实就是从唐朝末年开始发端,崭露头角,又在宋朝时逐渐流行于乡村都市的一种“刺青”艺术。
  刺青,英文叫“TATTOO”。在洛杉矶就有很多的Tattoo店,光顾的人络绎不绝。光在风光旖旎的桑塔.莫妮卡的海滩上,就有好几家。如今还开始流行刺汉字的时尚。而汉语中的“刺青”一词,其实应该是从日语过来的。
  其实刺青的风尚,在我国古已有之。按照我们古来的说法,刺青、花绣应该叫“纹身”。此外,还有黥,肤扎,点青,扎青等说法。在先秦时期,江南的楚国,吴越一带,就普遍存在着纹身的习俗。《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就记着“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文身断发”。
  后来,这种习俗也随着一些泛海的移民,传到了日本国。
  而到了唐、宋时,刺青十分的盛行,被视为是一种惹火的时尚。唐代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中,就提到了“蜀人工于刺,分明如画”。《酉阳杂俎》中还记载道: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秦注:名相张说)诗否?“挽镜寒鸦集”耳。’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待诗图也。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
  这里所提到的葛清的刺青,最为神奇。他身上刺扎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歌,图文并茂,弄得体无完肤,人称“白舍人行诗图”。他的这身文绣,用话本小说中常常用到的“一身锦片也似文字”这句话来形容,恐怕是最为形象不过了。
  “刺青”技术使鲜活的肉体充满了动感。“刺青”,实际上是通过对自身肉体的刺激、粉饰,甚至作践,来达到重塑个人精神与形象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刺青跟“愤青”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愤青”多了些浮躁,而刺青则是对自身的关怀与表达,是一种淋漓尽致地体现自我幻想的平民意识。
  然而,像刺青这样对身体的自恋,倘若不能形成一股良好的潮流,就变成了奇异的风尚。因此,也难怪后来大家一提到刺青,便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黑社会。这无疑跟一提到《古兰经》,就想到了恐怖分子一样,十足的荒唐。
  宋代纹身风气很盛,宋徽宗时候,有恶少在腿上刺青,在东京大街上骑马追逐妓女,放纵猖狂,市民们称之为“花腿马”。宋代庄季裕在他的笔记《鸡肋篇》下卷中,就记载说:
  “张俊一军,长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以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
  看来,刺青在那时还是性感的表征。而张俊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防止军士逃跑,二是为取悦皇上。后来皇帝见了,果然龙颜大悦。那时刺青风气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明末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三十一卷《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中,描写郑节使发迹史,其中也提到了眩人眼目的刺青:
  “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材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
  这里,“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说明出色的刺青,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酷美的时尚,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推崇和赞赏。
  可见,在宋代人眼中,英俊漂亮的人物,是一定得有刺青的,不然就有残缺之憾了。

  因此,也难怪鲁智深在说到自己的花绣时,掩饰不住一股傲气和得色。我们试想一下,鲁达膀大腰粗,身上刺满了大花绣,那是何等的壮观?!一个“花”字,集阳刚之气与风花雪月之酷美于一身,那人物形象,实在俊美得难以摹状。我曾经心存疑念:在北宋的野战军官(鲁达属小种经略相公治下的边防军)之间,刺青多少总应该是个禁忌的。因此,这又让我对曾经是提辖出身的“花和尚”身上的刺青,产生了怀疑。但是,后来读的书多了,才明白在北宋的军队中,刺青其实还是一种值得炫耀的光彩现象。
  《水浒》中对鲁达形象的描摹,比较生动的一段是在他醉打小霸王周通的一幕:
  “众人灯下一看时,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
  何谓潇洒?这便叫潇洒!而不是猥亵与下流,一个是黝黑的身上刺满花绣的胖大和尚,一个是“帽儿光光”、“衣裳窄窄”的准新郎,缠打在一起,不酷都不行!
  《红楼梦》中二十二回贾府唱戏,宝钗点了一出《山门》。里面的花和尚出场时唱道: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鲁智深只要走到哪里,他对虚伪的世俗社会的蔑视,都是黑白分明的。人活一辈子,那些在别人看来是金贵、凝重的身外之物,在鲁智深的眼里,根本就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我还是愿意将鲁智深看作是一个浑身刺满花绣的和尚的。无论他是作为军官,还是一个僧人,那身上的刺青,都给他带来了凄美悲艳的色彩。也只有他那满身的花绣,才让他敢于裸露自己赤条条的身材,豁然展现人体的美感。

  在梁山好汉中提到纹身的,由绰号看得出来的就有三个,前面提到的“花和尚”之外,还有“九纹龙”史进和“花项虎”龚旺。另外,书中提及刺青的好汉,还有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解宝“两只腿上刺着飞天夜叉”,刽子手杨雄“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等,都是些时尚人物。
  而在梁山诸多好汉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刺青,便在于九纹龙史进和浪子燕青身上。王进要离开史家庄的当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刺得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
  这个后生便是史进。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白生生的肉体上刺了九条青色的龙,该会是什么酷样?反正我是不敢认真去想的,想的精致了,又值审美的错位,身上不免要起鸡皮疙瘩。——我在阅读《水浒》的时候,其实还是叶公好龙的心态多一些。就比如你在读李逵快意江湖的故事时,跟见到他本人的感觉,完全是两码事。我想,史进如果活在今天,肯定是很难找到老婆的。
  但是,刺青既是那时的风尚,肯定就有它的合理性与众多的粉丝。史进的一些桃色故事,在书中并没有被大肆张扬。但是有关他的风流,还是有些蛛蛛马迹的,后来难免暴露了出来。想想看,他居然跟东平府的一个娼妓李瑞兰都过从甚密,其花心可见一斑。我想,史进之所以能在情色场上如鱼得水,应该跟他的一身酷美的刺绣有关吧?!——这就是时尚。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风尚和潮人。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的是,史进在身上刺了九条龙,却居然没有人告他图谋不轨?!或许,北宋对时尚的态度,还是相当的宽容的。这于当时严酷的法理,总算是一个挑战了!
  而《水浒》中最精美、最炫人眼目的文身,看来要推浪子燕青的那一身让李师师春心大动的花绣了:
  “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著软翠。”
  这一身艳丽、漂亮的花绣,几乎就成了燕青的招牌标志了。在书中第62回,杨雄上大名府刺探卢俊义消息,邂逅燕青。他猛地看到燕青手腕上的花绣,便问燕青:“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
  由此可见燕青身上的刺青,在江湖上是多么的著名了。也可能是因为杨雄自己身上原有一身花绣,他也好这一口,所以对别人家的刺青,比较敏感。卢俊义自己的诨号是“玉麒麟”,其精美的肤色可想而知。他让人给燕青刺绣,也算是惺惺惜惺惺的心理。但也不排除他有爱恋娈童之男宠癖好。
  而书中第74回,燕青智扑擎天柱任原,就更像是一场纹身秀了。只见燕青把布衫一脱,吐个架子,看客们登时便“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彩,众人都呆了”。任原看了燕青这身花绣,心里也怯了五分,尚未动手,气势已被压倒。看来时尚的力量是会让人着魔的。
  从美感角度来看,似乎只有像燕青这样白得耀眼的皮肤,刺了花绣才会显得更好看,锦上添花。这一点,从施耐庵描写的史进,燕青的纹身,可以看得出他的独到的审美眼光。因此,我在读完《水浒》之后,比较遗憾的是在“浪里白条”张顺的身上,似乎没有看到有关刺青的描述。不然的话,那定然又是一身十分出彩的花绣了!
  后来,燕青因宋江招安的事,去行院中去打李师师的关节。李师师对他的纹身,十分着迷:
  “‘聞知哥哥好身文绣,願求一觀如何?’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样,怎敢在娘子根前揎衣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里去問揎衣裸體。’三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
  那时的女人喜好刺绣的男人,成为风尚,并不以此为耻,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宣和年间的年轻人选择纹身作为时尚,他们标榜的,其实也就是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一种固执的潮流和风格而已。这与梁山好汉们刻意逃逸出主流社会,另立山头的叛逆作风和茕茕孑立的精神,其实还是一致的。
  我们从燕青与李师师这一段暧昧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在那时,刺青几乎跟风流成了同义词。刺青倘是给异性看的,那它就标志着是在潜意识中呼唤性欲望的觉醒。它通过几近自虐的形式,来达到某种视觉与精神上的快感。而对性的肆无忌惮的展示,本身就夹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自恋情态。人们用对自己折磨的方式,来求取精神和外现上的美感。这便是刺青的效果。所有的时尚,说白了都是精神裸奔。它们都是对虚伪、固执的主流社会的反动,同时也是人物个性的活脱的展现。
  没有时尚的日子,该是多么的沉闷!我们知道,即便是在“文革”时候,也仍然有着那个年代特定的时尚。例如正宗的军帽,军包,军鞋,军装,洁净的白衬衫等。就像现在美国、日本的街头,诸多粗壮的男人臂膀上,以及纤巧的女人的腰间,那些眼花缭乱的Tattoo。还有年轻女人们大胆露骨的丁字裤头上面的花样百出的花绣,这一切,都是用来吸引人们的目光的,也是对自我生命的挑战。
  在人际关系逐渐趋于冷漠的年代,标新立异的时尚,成了一种沟通心灵的语言。而时尚的对立面,便是主流的传统力量,它钳制着人们个性的伸张。毫无疑问,时尚与主流社会上层的审美趣味,是格格不入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的。主流社会甚至经常毫无道理地将时尚视为离经叛道的作派,并加以扭曲和扼杀。因为那些利益的既得者们,总是害怕异军突起,而将时尚视为是洪水猛兽的。
  另外,时尚总是伴随着年轻人出现的。剥去虚伪的掩饰的时尚,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位小孩的天真的判断一样,都是浑然天成、接近纯真的。正是因为标新立异的观念,得以在凝重的主流社会中艰难地渗透,我们这个世界的面目,才显得有点可爱。
  年轻人乐衷于吸引异性的目光,企图将破碎的岁月留在充满活力的皮肤上,让生命熠熠生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总是要成熟的。不知道那些花样百出、千奇百怪的Tattoo,能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褪色?!
  日本电影《刺青》中,有一句台词:
  “第一回の爱する人みぞおちの刺青のようです,永远の记号です。”
  意思是说,初恋的情人,就像刺青一样,成为这辈子不可磨灭的印象。说得多好!
  如今每当看到身着黑皮衣,手臂上刺着Tattoo的成群结队的Harley-Davidson摩托飚车手们(Gang),在高速公路上从我的车子身边风驰电掣般飞过时,我都会想象到一个遥远而亮丽的远方,在那里人们无拘无束,挥洒性情,享受着人性的自由。虽然那远方多少总是模糊不清的,甚至还充满了危险。
  人的一生,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自我挣扎和完善的过程。而最难堪的,无疑应该是那些一成不变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没有生命力的思想,终究会让我们的社会显得死气沉沉,狰狞可怖的。


     秦無衣
     06/2014 改于
     Northridg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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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6 11:06:55 |显示全部楼层
谈江湖风云诡谲,
抒人生波澜壮阔。
可怜無衣怅自由,
千载风流凭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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