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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宗城+关注余光中:政治神话背后的文学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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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5 14:15:50 |显示全部楼层
蔡宗城+关注余光中:政治神话背后的文学缺席

2017-12-1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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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家、诗人余光中去世了,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文学家,经历过造神,死后又被“造”了一把。
      他的去世引起国民热议,台湾“联合新闻网”一发出,澎湃、环球网、中新网、凤凰新闻等国内媒体便立即转载,网络卷起“云乡愁”。
      今天下午,上网的各位想必都读到《乡愁》和《李白》的诗句,比如:“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等,目力所及,标题也多与此有关,如《诗人余光中逝世:“白首重来似故乡”》《余光中 | 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不忘的是乡愁》等。乡愁、诗人成为了两个大写的符号,重重地压过逝者所做的其他一切,被缅怀的不是余光中,而是一个“乡愁诗人”。这让我想起杨绛去世的时候。有人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安在她的头上,再通过《我们仨》及一切事关家庭的语录渲染杨绛的“释然”,还有她与钱钟书的“美好婚姻”。杨绛去世,由此在舆论场形成一个清淡不争的符号,她的文学作品被集中谈论的也只是《我们仨》,而不是《洗澡》《干校六记》等。在公众的视野中,杨绛被作为一段佳话的组成部分。多年前,钱钟书评价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当人们提起杨绛,却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妻子,不过是杨绛众多身份的一种,看待一个女人,一位文学家,如果首先看待的是她身为妻子的品德,实在过于偏颇。
      从钱钟书到杨绛,再到如今的余光中,我们历来反对造神,但名人去世,舆论场还是在造神。造神之处必有反转,人无完人,个人的得失是很难被神的光环遮掩的。于是,不到半天,舆论场就出现另一幅图景,那就是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讨伐。一些历史文章,如知乎里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余光中》、同济大学新闻网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需要追究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教授赵稀方的文章《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都被翻了出来,剑指余光中在上世纪70年代“唐文标事件”和“台湾乡土之争”时期的言谈举止。其中,最大争议在于《狼来了》一文,这篇1977年8月20日发于《联合报》的檄文含有对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一时间文坛震动,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人纷纷发文与余光中抗辩。此事成为余光中一生的“难言之隐”,也左右了台湾文艺界对他的态度。于是,与大陆国民沉湎哀思截然相反的是台湾文艺界的表现平静。一些人士出于尊重,尚且抒发哀悼,但更多人却选择了沉默。在历史界,不少学者则通过转发“历史问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看重的是余光中的政治主张与态度转变,有学者如是说:“喜欢余光中的就跟他走;热爱陈映真的,也跟着他走。我选择后者。”我非历史专业学生,而出身于中文系。面对舆论的这种“先造神后撕裂”图景,我关注的重点是——文学去哪了?余光中先生是搞文学的,可他去世了,人们不谈他的文学技巧,却热衷于讲乡愁、故国情怀,整个舆论场,见到一个情感的符号、道德的符号,甚至是政治的符号,但文学缺席了。
      要知道,即便是余光中被选入教科书的作品,也不只是《乡愁》,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更是名篇。余光中的散文雅致清新、出手不凡,在谋篇布局上更是蓄力浑厚,如果说《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噪音二题》《蝗族的盛宴》《幽默的境界》等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的影子,那、《鬼雨》《咦呵西部》《听听那冷雨》等无疑就找到了他自己的特色,高度的写意与绵密的象征结合,把散文写成了恢弘长诗。余光中的散文比诗歌境界更高。
      但我们同样看到,在一系列报道中,“诗人”成为大写的名词,散文却成了隐去或寥寥带过的印记。没办法,因为《乡愁》是诗歌,在《乡愁》大肆传播的当下,公众更记得的自然便是“诗人”。《乡愁》并不是余光中文学价值最高的诗,它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远高于文学意义,无论是立意还是遣词造句上,《乡愁》显得工整规范,却也缺乏新意和含蓄。有趣的是,余光中自己也一度拒做“乡愁诗人”,他说:“(《乡愁》)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因为我很多诗跟《乡愁》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些人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那么,一首《乡愁》为何传播得如此之广?因为它立意并不深奥,用词也平易近人,同时,《乡愁》暗合了当时对岸军民的愁思与我国官方的宣传需要。这首诗被选入教材,在所有考虑因素里,文学价值并非第一位。
       相比起来,《重上大度山》的文学技巧更值得推崇,全诗如下:
       “姑且步黑暗的龙脊而下/用触觉透视/也可以走完这一列中世纪/小叶和聪聪/拨开你长睫上重重的夜/就发现神话很守时/星空,非常希腊/小叶在左,聪聪在右/想此行多不寂寞/璨亮的古典在上,张着洪荒/类此的森严不属于诗人,属于先知/看诺,何以星殒如此,夜尚未央/何以星殒如此/明日太阳照例要升起/以六十里时速我照例要贯穿/要贯穿纵贯线,那些隧道/那些成串的绝望/而那一块陨石上你们将并坐/向摊开的奥德赛,嗅爱情海/十月的贸易风中,有海藻醒来/风自左至,让我行你右/看天狼出没/在谁的髮波”

            诗中“星空,非常希腊”一句被人津津乐道,它体现出余光中对意象的西化式运用。早期的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学习者,但到中后期,余光中却开始转变姿态,强调从汉语中发觉文字之美。余光中中后期的诗文创作有意衔接西式现代诗与唐宋古文,达到一种古典之美。余光中认为:中文生命的常态是“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而“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在1987 年《明报月刊》上,他发表了《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病态》一文,态度坚决地反对台湾中文过度西化的现象,但其实,他反对的也是过去的自己,如上文提及,余光中青年时“中文西化”的作者,只是后来道路不顺,他自发改变了自己的文学观。
        这种回归中文传统的文学观与我国的官方文学宣传不谋而合,加上余光中诗文的通俗易懂,他在大陆的走红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散文、创作谈乃至文学观的改变等,这些都被“乡愁”“历史问题”盖过,成为小众文学圈子里的议论,在网络的造神狂潮和问题追讨里,对余光中文学价值的反思,无奈成为“热蛋糕上的边边角”。
       说到底,无论是余光中还是杨绛,这些文学名人去世,被消费的却是情感、政治,反映的恰恰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尴尬。随着八十年代文学热的退潮,文学已经不再是大众心中的“显学”。三十年前,北大最高分的学生纷纷选择中文系,三十年后的如今,读中文系被视为“逃避理科的混日子学问”,就连中文系学生临近毕业,也在一点点丢弃所谓的文学尊严。当下,文学尤其是专业的文学归于平静,只有在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文学名人去世时,它才翻出点点浪花,学文学出来的学生,只能转投影视、教育、广告,或者安心做学问、读老师、考公务员,文学的落寞,在这个时代显而易见。
       因此,即便是余光中这样进了课本的文学名人去世了,大众津津乐道的也很难是他的老本行,而只是二三符号,甚至我们读他的历史问题比研究他的诗文观还要兴致勃勃。这是余光中的尴尬,也是余光中神话所折射的文学落寞。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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